这次奥运火炬在境外传递的过程中，藏独份子闹的最凶的地方非巴黎莫属。其中渊源可以追述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个法国人叫Pierre-Antoine Donnet，中文名字董尼德。此公１９５３年生于法国的阿尔萨斯，毕业于斯特拉斯堡政治学研究所。曾在法国国立东方语言与文明研究院学习中文。作为专业记者，1984年至1989年派驻北京。著有《西藏生与死》一书，因此书获得法国的Alexandra David-Neel文学奖。该书在法国和西方世界的影响很大，很多从来没有到过西藏，不了解西藏历史，也不知道藏传佛教为何物的普通法国人以及其他西方人对西藏问题的偏见多由此公的书而来。
其书最离谱的情节是介绍西藏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时说，汉族红卫兵将藏族少女裸体绑在结冰的湖面，并加以强奸。所有严肃研究西藏问题的东西方学者都认为这个情节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董尼德的书几乎完全是流亡到印度的藏人口述的一个忠实记载，却被西藏那个流亡政府所强烈推荐。
关于历史上西藏是否独立过的问题，东方的专家，西方的学者为此的著述不说汗牛充栋，也可谓车载斗量。从历史、文化、法律等等角度多有著作，为了一个“主权”和“宗主权”的名词解释就可以写上一本几百页的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自己读读。
现在提到的“西藏独立”问题，是伴随着１９５９年平叛乱和民主改革，达赖出逃以后而来的。提到５９年平叛，其背景和过程又可以是一本专著。在这里只是简单讲一下大致的历史成因和过程。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对所有人来说并不陌生，大意是一国两制，在一定时期内维持西藏的现有制度不变，解放军进入西藏，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与３０多年以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原则是一致的，用邓公的话说，就是：“马照跑，舞照跳！”如果当时西藏的行政区划如了出逃以后的达赖，是他口中的大西藏的话，５９年也许就不会有叛乱了。
问题就出在西藏是不搞土地改革，一切维持原状。但是，出了西藏，有藏人、有寺庙的地方都开始了土改。寺庙的土地与财产被剥夺，庄园主被打倒。二十八划生有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力活动，一个阶级针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暴烈行动”使得西康的大批农奴主与僧侣开始向西藏逃亡，齐聚拉萨。拉萨的同道不免开始兔死狐悲起来，西康的今天就是他们的明天。虽然中央政府一再向当时的噶厦政府和达赖做出诸如“五十年不变”之类的承诺，“暴烈行动”的现实依旧令双方的互信程度降到了零。在一系列的事件持续发酵和历史机缘的巧合下，演变成了流血冲突。枪声一响，“十七条协议”也就再不作数了。１９５１年签订协议的双方都心有不甘——噶厦的藏军在昌都全军覆没，没有了一点讨价还价的本钱；朝鲜还在战争状态，没人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结束，稳定后方是当务之急。“十七条协议”是双方的“纳什均衡”点。时过境迁，８年后均衡条件不复存在了，拉萨的叛乱不到两天就平定了（实际战斗只进行了２３个小时，７０００武装份子就向１０００多解放军投降）。
随后的结果是什么，当时逃亡到山南的达赖心里是最明白不过的——中央政府乐得不受“十七条协议”的限制，开始民主改革。西藏的农奴制度与宗教本来就是连体婴儿，难分难舍，关系如同欧洲中世纪的天主教会与国王的关系一样，互为支柱。要连根铲除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就必须限制西藏的宗教，最大限度地削弱它的影响。加上西藏的寺庙本身就是农奴主，拥有大批土地、牲畜和农奴。要解放寺庙的农奴，也得向寺庙开刀。
１９５９年３月２６日，在叛乱开始的第六天，达赖宣布“西藏独立”。有土地、有农奴、有特权时，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今真的四大皆空了，西藏倒要“独立”了！可见“西藏独立”的根子还是要维持达赖和僧侣阶级在西藏的一切特权和农奴制度。达赖一度在印度狡辩说西藏的农奴主是多么的仁慈；农奴是多么热爱农奴主，他们在农奴主的监护下是多么的快乐；农奴制度与宗教制度管理下的西藏是多么的和谐。而中国学者对农奴制度的批判和揭露都是中共的宣传，翻身农奴的控诉都是中共的代言人。
而坚决支持西藏独立的法国人董尼德在他的书里说：“旧西藏的农奴制度是做得太过分的农奴制度。”清朝光绪年间的钦差大臣张荫棠则说：“藏中差徭之重，刑罚之苛，甲于五洲，应一律废除，以苏民困。”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总不能说这个支持他的西方记者和清朝官员也是中央政府的代言人吧？
“西藏独立”的内涵在达赖出逃的几十年间到是一直在“与时俱进”。特别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有西方人士大量加入达赖的智囊团开始。因为有机会经常往返中国和欧洲之间，把看到听到的大概总结了一下，有这样几个“指控”是贯穿始终的。
１９５９年平叛以后“破坏人权” ，“种族灭绝”。达赖和班禅针对５９年的平叛都表达的类似的看法，不过是措辞一个激烈一个温和而已。中央的平叛、民主改革就是为了把最基本的人权——“人身自由”交还给农奴和奴隶（在旧西藏这两者还是有区别的。一般而言﹐农奴主不能随意杀死农奴而可以随意处置奴隶的人身）。结果侵犯了长期受农奴主、喇嘛和他们的代理人压榨的农奴和奴隶的人权。这样的逻辑不知道到哪里去找？
“种族灭绝”是个严厉的指控，纳粹的很多成员因为这项指控而上了断头台。达赖说中国政府从５９年起大约屠杀了１２０万藏族人，口述历史的记录者，法国人董尼德在他的书里严加挞伐，美国的人权组织也跟着起哄。先不论这“１２０万”的数字是多么的耸人听闻，法国人忘记了在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派专政期间，罗伯斯庇尔和丹东杀保王党人的速度和范围不知道要比５９年的中国政府高多少倍？假如当时的中国政府采用美国佬对付印地安的办法来处理西藏问题，也就彻底没有什么“人权”问题了！人基本杀光了，还要权有什么用呢？
西藏的翻身农奴共产党是衷心感激，真心拥护的。因为共产党确实在那个阶段给了他们做人的尊严和切身的利益。即便是达赖喇嘛以来世天堂的名义也没办法叫他们放弃共产党给他们的一切。这些人第一次拥有了土地、牲畜，可以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知道了今世就可以有天堂，而不用等到来世。如今55以上、出身农奴和奴隶的藏族人对农奴制的黑暗残酷与共产党的解放之恩都依旧心存感激。老格来曾经对我说：“如果没有共产党，我现在还是种地的农奴。我没有机会学开汽车，也讨不到怎么漂亮的老婆，过不上现在的日子。以前的共产党都是好人。”
另外一个被普通西方人普遍接受的是西藏没有宗教自由。达赖和西方记者描述下的西藏宗教就是文革十年中的状况。文革当中西藏反对宗教活动搞出来的荒唐事比起宗教的荒唐属于半今对八两，我更愿意理解成用反宗教的狂热对付宗教狂热。除了受中央派部队保护的８座寺庙外，几乎全部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而最先开始捣毁寺庙的不是汉族人而西藏人自己。中央民族学院的藏族红卫兵先在北京批斗班禅，然后联合的陕西等地的民族学院的学生杀回西藏，掀开了反宗教狂热的各项运动。
１９８０年以后，中央政府开始拨出巨款修复寺庙，几乎解除了全部的限制规定。到１９９７年，已经花费了３亿多元修复了将近２０００座寺庙，驻寺的僧尼达到了４万多人。政府出生活津贴与公费医疗，还给编制内的僧尼发放薪水。１９８３年由政府出资创办了西藏佛教学院，１９８７年创办了北京中国藏传高级佛学院。各地的寺庙也开办了学经班，费用也都由政府津贴。由政府供养的自治区佛教协会半有佛教刊物和藏文印经院，就设立在木如寺内（吉日的对面）。以至于一贯跟着起哄的美国人在国务院关于西藏的人权报告里都承认：“有旅游者报告，西藏的僧侣人数增加了。”“有一千多宗教人士成为西藏各级人民代表或政协委员。”“政府继续拨巨款修复寺庙，部分是为了发展旅游业。但寺庙允许继续招收和训练年轻的僧侣继承西藏佛教的传统，而１６岁以下的孩子被禁止出家为僧。”“当局允许多种宗教活动和群众性的宗教信仰，但是不允许那些鼓吹西藏独立或分裂主义的宗教活动。”戈茨坦也说：“中国政府允許西藏人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宗教与文化自由。”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允允许违法的宗教与文化活动﹖难道只有允许喇嘛尼姑以宗教的名义煽动西藏人分裂国家主权，打砸抢烧，才算有了宗教自由？别忘了，美国人在对付大卫教的时候可是毫不留情，把Ｍ１Ａ１坦克都开出来了！
如果达赖说的宗教自由是指要用十几岁的少女作“明妃”的“灌顶仪式”之类，那么如果西方人权卫士有一天忽然问达赖喇嘛，这种灌顶活动是否侵犯了无知少女的人权，他有该何言以对？（在欧洲，成年人诱奸18岁以下的少女，即便后者愿意，也属犯罪，必须判刑。而针对１６岁以下的儿童的性行为更是重罪。２０００年在英国，苏格兰场与荷兰、比利时等几个国家的警方联合破获了一个恋童集团，主犯无一例外的是终身监禁，不得假释）。难道只有让这类侵犯藏族少女人权的宗教活动死灰复燃，才算有了宗教自由？
达赖对中央政府限制寺庙的僧侣人数，也说是“限制宗教自由。”我们知道，在西藏历史上，喇嘛占人口比例最高的时期达到过上四分之一。这个数字就意味着有四分之一的藏族妇女找不到丈夫（当时的藏族地区虽然允许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但毕竟是少数）。这不是侵犯藏族妇女的人权吗？佛教规定出家人不得从事生产活动，这样就要迫使藏族妇女从事本应该男人从事的重体力劳动，这不又是侵犯藏族妇女的人权吗？中国政府为了保护藏族妇女的人权，保证藏族人口的正常增长，而限制喇嘛人数无限制的增长，却指责为“宗教迫害”与“侵犯人权”，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中央政府虽然修复了大量寺庙、津贴僧尼，但是剥夺了寺庙的庄园与农奴，而且还限制他们无限发展的全力，自然要引起僧尼的不满。引用的戈茨坦的《西藏现代史》里的结论﹕西藏宗教有一种喇嘛越多越好的观念，为此就要向社会索取越来越多的土地与捐赠，反对噶厦政府为了政教事业而削减寺庙财源的任何尝试，顽固维护农奴制度，因此成为极端保守的势力和社会进步的桎梏。戈茨坦的结论是针对1950年前的西藏喇嘛的。只消将“反对噶厦政府为了政教事业而削减寺庙财源的任何尝试”、“顽固维护农奴制度”这两句改成“反对中央政府为了藏族的繁荣昌盛而限制寺庙无限制扩张”、“顽固复辟政教合一的旧制度”，放在今日西藏大小喇嘛头上也丝毫不差，可见西藏宗教本性难移。
至于达赖喇嘛高喊“中国毁灭西藏文化”要“保存西藏传统文化”，就更纯粹是一种政治策略了。达赖喇嘛自己在少年时代就醉心于玩汽車、电影放映机、留声机、西方画报、望远镜等来自英国的洋玩意儿。他今天也并不拒绝享用汽车、飞机、电灯、电话… …达赖喇嘛可能会说，他不反对享用现代物质文明，他只要求保存西藏的传统价值：文化、宗教、语言、习惯风俗等等属于精神领域的东西。然而文化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追求与享用现代物质文明，不仅会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习俗（最明显的是服装与娱乐方式），还会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语言文化（大家可以看到的最近的例子就是汉堡、可乐、摇滚乐在20多年间是如何改变我们自己的。汉语、日语、韩语里有多少外来词汇，而我曾经就读的那所著名英国学府里，有教授已经开设了一门课程叫“Guan Xi”——“关系”。这个关系不能翻译成 relation，它是专门指中国的关系学，所以直接使用了汉语拼音。可见文化和语言的相互渗透程度）今天仍在西藏的朋友告诉我，自从拉萨人住进有浴室的楼后，八十年代西藏的传统沐浴节——届时许多藏族人到拉萨河里去洗澡就自动消失了。
经济结构市场化必然导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与世俗主义。例如西藏人以前脑子只有超度来世，一有空就去转经拜佛，把余钱全部献給寺庙；如今很多藏族人，尤其是年轻一代，整天想的是赚钱享受，城市里的青年一有空就去歌厅、舞厅、酒吧、夜总会狂歌劲舞、纵情声色。中老年藏族人则在家里目不转睛地看日剧、韩剧，和内地的老爷爷、老奶奶一样边看边掉眼泪，一起怠慢了菩萨。现代物质文明能不改变西藏人的价值观念吗？
而且这种改变都是向着经济发达、人口众多的民族领导的方向变化，连远在北极的爱斯基摩人都无法逃脱。中国等亚非国家追捧美国文化、生活方式甚至是价值观念就是例证。连法国、意大利的幼儿园和小学都要开设专门课程教授本国的饮食文化，以抵制美国垃圾食品的泛滥。如果说中国政府使西藏现代化是“毁灭西藏传统文化”，“西藏作为一个人文地理的概念，将不复存在。” 那么汉族及东方各民族在西方入侵之前也沒有现代工业和现代文明，如今有了，而且越来越多。日本和“四小龙”都已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我们也不再留长辫子，穿大马褂，见面行三拜九叩之礼，孩子们都跑去吃汉堡而不是吃肉夹馍——尽管是差不多的玩意儿。这是否意味着汉族文明及東方文明也在走向尽头呢？可是我没听说有人控诉：“美国毁灭了中国传统文化。”那些西方人把中世纪的西藏想象成未受工业文明污染的世外桃源，不知道他们自己是否愿意回到天主教会主宰一切的中世纪欧洲去？
达赖集团的藏独活动虽然看起来闹得很凶，但几十年来却成不了什么气候。旧西藏的农奴自古以来被农奴主剥夺了学习文化、过问政治的权利，既不知独立为何物，也不知民主改革为何物，更不知道独立或改革能給他们带来什么好处和坏处，只知道转经拜佛、超度来世。当他们的主人告诉他們：“红汉人”要消灭他们的命根子——佛教，达赖喇号召他们拿起武器打红汉人，争取西藏独立时，他们也跟着起哄。然而平叛乱后，分了土地、有了生产工具、有了属于自己的劳动果实，自然再没有人跟着达赖走。
而今天的状况有所改变也差不了太多。城市里的年轻一代大多受过现代教育，对达赖和来世没有太多的期待，都忙于赚钱，享受现世的幸福与快乐；农区与牧区的文盲半文盲占很大比例，他们知道政府是不反对佛教的，可以转经朝佛，即使在家里供奉达赖，政府也不大来干预，这样来世就有了保证。在牧区即便家乡的喇嘛尼姑向当地人宣传达赖喇嘛的独立主张，他们也不过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他们同样想不出独立对他们有什么好处。这样的人在农牧民中占了绝大多数，所以拉萨的独立活动与骚乱始终扩散不到乡下去。
我的朋友老格来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他虽然对目前的宗教政策有不满的地方，也偷偷在家里供奉达赖，每年要拿出收入的三分之一来供养寺庙，但是却绝对不支持独立活动。一来他自己身受共产党的恩情，二来也想不出独立了有什么好处。该有的现在似乎都有了。他的这种双重思想标准在当今的西藏有着最广泛的代表性，那就是：现世靠共产党、靠政府；来世要靠达赖超度，认同他的存在。
02年与日喀则军分区的司令员和政委聊天，提到“藏独”问题，得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答案——“目前这个达赖再活15-20年，西藏的独立问题也就彻底解决了。”细细品位两位常年驻守西藏军人的话，还是颇有些道理的。一来，20年后，如格来这般年龄的西藏人基本作古，年轻一代对来世的追求远不及他们的祖辈与父辈，达赖的话也就在不能“句句是真理”，也不可能“一句顶一万句”了；二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藏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将有极大的改善。随着这种改善，追求现世的人会越来越多。人人有饭吃，各个有衣穿，现世就是天堂了，来世的吸引力就小了很多。如果大家注意的话，磕长头的多来自经济文化不发达的藏区，城市里的藏族人很少这样做了。还是拿格来为例，他对佛教的虔诚度是非常高的，但他从来不去磕长头。“达赖在达兰萨拉哀叹，他可能是世界上最后的达赖。因为他自己很清楚，只要他不放弃藏独主张，他绝对没有机会重回西藏。而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新达赖的转世，不能在印度找出新的灵童来。新一代达赖要是成了印度人，岂不成了世界的笑柄！？”政委最后又补充了一句。
01年在格来请叉子和我去他家里吃饭。饭刚上桌，他小姨子一家从曲水县到他家走亲戚。于是多摆了几副碗筷，格来让女儿再去打一桶青稞酒，一大家子人坐在一起吃喝，好不热闹。几杯酒下了肚子，格来忍不住又要开玩笑了。他让我和叉子猜，他的小姨子和他老婆谁是姐姐，谁是妹妹（刚进门的时候我们只知道是他老婆家的亲戚，一干人不停地说藏语，也听分不大明白关系）。我和叉子都猜是他老婆的姐姐，因为面相上看要老上十岁。格来一家人听了大笑，老家伙端着酒杯道：“看看，城里人和乡下人就是有区别哦！这个是我小姨子，是妹妹。在乡下每天要下地干活，风吹日晒，就是老得快！”两个老太太不约而同地白了有点在发酒疯的老格来一眼，他老婆又笑着伸手拍了他后背一巴掌，说了几句我们听不懂的藏语。一家人又哄堂大笑起来。
趁着酒力，我问了个似乎不合时宜的问题：“听说文革的时候，西藏的人民公社会饿死人？是真的吗？”格来小姨子未加思索地脱口而出一句藏语。格来的女儿忙给我翻译说：“吃不饱饭的时候是有的，可是人民公社再不好也不能买卖社员！”
所有的人又都笑了。不知道山那边的达赖是否也会笑出声来？
既然是乱弹，发几个参加了进军西藏和平叛的姑父当年讲的几个真实的笑话，博诸君一哂。看看当时旧西藏制度下个体的表现。
笑话之一：
青海果洛藏区有个超级大头人，全体动员可以动员八千壮丁。解放军大军入青海的时候先找人和他联系。他老人家热情欢迎解放军代表，然后组织了千把人枪在附近草原上跑马鸣枪，耀武扬威之后他很牛X地问解放军代表（后官拜第一任青海省副省长，可惜我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果洛大还是中国大？”
笑话之二：
西藏叛乱时期初期，叛军仍然习惯按照部落战争时期的装束打扮自己以显示军容强盛，身穿艳丽的藏袍，头戴高大的藏帽，再挂上金银宝石的装饰品，在阳光下高大威猛闪闪发亮。马头上绑箭杆，上裹绸缎、哈达，然后马脖子上、身上还要挂上不止一串的铜铃和裹上艳丽的绸缎皮毛，这样奔跑起来才“亮堂”、“热闹”。“十个人跑起来像是数百人马……”结果在对阵的时候，藏军发现根本看不见解放军的人，子弹就从地面上打过来了。
笑话之三：
１９５９年叛乱开始后，美国中情局利用各种渠道对叛军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训练人员就是其中重要一项。西藏流亡政府当然要选择精英参加这样的培训。某次，叛军的大据点盼来三名学成归来的精英报务员，他们负责与从印度起飞的美国飞机进行联系，空投武器。
解放军通过情报了解到他们接应的地点，把四周围了个严实，想把接应的人和空投下来武器一并抓获。然而美机三次临空，三次都没有投下武器。以为是自己的情报有误，或者是叛乱分子事先知道已经被包围了。缴获武器是没指望了，于是干脆把人抓了。
回来一审，所有的人都几乎笑到晕倒。原来这些精英在美国特训期间学会了一种叫做扑克牌的新鲜玩意儿，等待飞机临空的时候由于只顾着玩牌，忘记了对空联络的时间。美机两次空投失败，第三次则干脆带着武器飞回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