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藏的一地鸡毛之——藏传佛教与喇嘛们的前世今生（下）

西藏有喇嘛越多越好的传统。戈茨坦在《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中提到：1737年喇嘛人数占了藏族男性的26%。戈茨坦随后指出喇嘛教是阻碍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曾在噶厦政府做过官的藏族著名老学者恰旦次旦平措也说﹕“以前我对宗教就有看法﹐寺庙搞大了，对国家没有什么好处。那么多人，吃著、喝著，那么多年轻力壮的，不去生产，对藏民族也没有好处。”１９５９年之后，中央政府为了发展生产，不得不限制西藏的喇嘛人数。尽管如此，如今西藏的喇嘛和尼姑（没有编制的不算在内）仍然达到了西藏藏族人口的２％。大大超过了佛教国家泰国僧尼占人口比例的0.7%这个比例。为此，政府规定喇嘛们必须自己从事生产，要求僧尼们自己自足。

谈到喇嘛和宗教，西藏当地的驻军对喇嘛的言行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在圣湖边的巴噶检查与眼镜中尉聊天的内容因为颇有刺激性，在2006年的游记里没有记录下来。现在转述若干与朋友们一起看看当地喇嘛们的面目。“这里的喇嘛竟然会白天念经，晚上换上西装用信徒布施的钱跑到附近的县城里去嫖小姐。甚至还有的喇嘛会钻进朝圣的藏族小姑娘的帐篷。如此这般，他们竟然还有厚着脸皮跑到我们的营房里来，说：牧民的事情他们要管，军队的事情他们也要管。看来是曾经作为统治阶级的残余思想还没死光。”

在萨迦的人民武装部几个军官给我讲的都相同：除去了政府的拨款和信徒的布施外，当这里的寺庙需要什么东西时，就会敲起寺院的钟，然后周围对宗教虔诚的牧民就会为他们送去肉食，酥油甚至整车烧火的牛粪。周围寺庙中所喝的酥油茶的味道是周边茶馆中所无法比拟的。而有很多接受国家救济粮的藏族老人会在集市上把分给他们的每年300斤的粮食都卖掉，把得到的钱捐给寺庙。地方政府的很多工作都因为喇嘛的干扰而没有办法开展，只好求助当地的驻军。人武部大约要充当半个县政府的职能。

日喀则军分区司令部的藏族参谋告诉我，扎寺的主持在地方政协和官员的思想中还有着很高的地位，他换车的水平和速度，我们军分区的司令员都没办法比。

十年前经过藏北那曲县的时候，当地政府动员藏民挖虫草致富时，当地喇嘛告诉藏民说那是“山神的肠子”，挖不得。现在那里的喇嘛也在孜孜不倦地挖虫草卖钱。

喇嘛好色贪吃，自古皆然，不过现在的喇嘛好色贪吃也沾了汉风洋气。三大寺的青年喇嘛如今大摇大摆地穿上便装去拉萨的录像厅，看港台和西方黄色录像；还有喇嘛穿便装去汉族人开的饭店大吃大喝：地位稍高的喇嘛带的手表可能一般城市白领都不见得买得起；寺庙主持的手机永远都是当时最新款的。他們花的可都是信徒供奉的钱。

为了减轻当地藏族群众的负担，中央政府几乎承担的西藏目前主要寺庙的一切开支。喇嘛们每个月都有几千元的收入，而每每到了骚乱的时候，冲在最前面的无一例外都是喇嘛们。西藏独立本是政治问题，与佛教没有丝毫的联系。佛经里面可从来就没有“西藏独立”的内容。喇嘛尼姑们虽然不知独立为何物，但出于对达赖喇嘛的绝对崇拜，自然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此言是林彪在文革中吹捧毛老人家的原话，他还说毛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大约达赖喇嘛的话对西藏的僧尼也是一样吧）。更何況那些高级僧侣们也朝思暮想地要回到处处都有寺庙，人人做喇嘛，信徒如蚂蚁﹑供奉如大如山，宗教可以干预政治，三大寺可以决定西藏前途的那个黄金时代。西藏独立与僧尼的利益就这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看看《人民日报》驻拉萨记者刘伟在1987年10月1日拉萨骚乱时，自称自己是海外华人，代表境外某个媒体采访一个喇嘛的对话。通过这段对话，我们也许能了解纯洁的佛教是如何荡涤喇嘛们的灵魂的。

问：你赞成西藏独立吗？为什么？　

答﹕赞成﹐西藏本来就是西藏人的嘛，我们有达赖喇嘛，汉人有吗？汉人吃糌粑喝酥油茶青稞酒吗？我们不一样。

问﹕你愿意当喇嘛？

答﹕当然，藏族人最光荣的就是当喇嘛。

问﹕你对政府的宗教政策怎么看？你认为西藏人现在的生活还不错吗？

答﹕他们汉人把我们西藏的寺庙都毁了，当然该他们修。我们喇嘛不如以前了，以前我们有很多吃的，老百姓供应，噶厦政府也专门供应，现在钱很少，寺庙里很多值钱的东西他们都拿走了。汉人在拉萨修了很多新房子，但不是我们住的，拉萨城就是修得再好，我们也不需要。我们希望的是到处都有寺庙，人人都可以做喇嘛。汉人没来以前，我们西藏人和平相处，没有斗争，没有更多的贪心，贪心多了会下地狱。汉族人把他们的贪心带来了，也教坏了我们一些藏族。

刘伟还记录了警察审问一个参加骚乱的喇嘛的对话﹕

问﹕你为什么要游行，怎么来的拉萨？　

答﹕我们自己来的，我们应该享受我们的一切。

问﹕享受什么？

答﹕独立。

问﹕什么是独立？

答﹕不知道。听了广播，达赖喇嘛在说西藏要独立，我们喇嘛就要响应。

这两段对话颇能说明今天西藏喇嘛尼姑的心态。作为出家人，对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现代化等等一概不感兴趣，反而认为通过劳动获得财富那是贪心，要下地狱。在《你所不知道的扎什伦布》那篇游记里，我称喇嘛们为寄生虫。有网友评论“说喇嘛寄生虫有点过了。毕竟，宗教嘛，精神领域的，总不能要求喇嘛也成天去放羊放牛吧。”我不知道，喇嘛们饱食终日，既不种青稞，也不养牛羊，要老百姓天天供养，还希望这样的供养越多越好，期冀这样的供奉万世长存。到底谁是寄生虫？谁更贪婪？？谁应该下地狱？？？

住在达兰萨拉的“神”的面目，似乎不需要我们多说什么？而住在扎寺，住在我们身边的“神”又如何呢？

对十世班禅最官方的评价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国务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中国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从藏传佛教的理论上讲班禅达赖应该是互为师徒关系。简单说，大家都知道班禅达赖都是转世灵通担任，现任去世，有下一任，哪一位转世早，哪位就是师傅，另一位就是徒弟。可惜的是宗教地位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在现实生活中，无论什么“身份”，最终地位是“政治地位”决定的。

班禅从历史渊源上看，就是因为害怕达赖的势力一家独大，不好控制，才设立的。两个系统间的矛盾与冲突几百年来就没有间断过。由于两个系统的实力对比，历来班禅系统都更加认可中央中央政府，而达赖系统却试图建立相对独立的政教合一的西藏。1912年辛亥革命之后，噶厦政府驱逐清军，达赖开始掌控西藏的政局。班禅的地位从那个时期就开始更受到全面压制，直到1923年九世班禅被迫出走内地，扎什伦布寺被监管，整个西藏完全听命于达赖而达到顶峰。　

1931年5月，在国民会议上，九世班禅公开发表对于国民政府训政建设的认识和三民五权的拥戴，支持国民政府的各项主张。班禅“爱国”、“爱教”的传统从那时就有了渊源。盖因与达赖集团的实力对比过于悬殊，老窝都被人家端了，不依靠中央政府连西藏都进不去，就更不用说宗教政治地位了。到了我们都熟知的这位“神”，就混得更惨了，连老父亲都被达赖集团扣押为人质。所以，随着西北的解放，“爱国”“爱教”的班禅就又把眼光投到了中央政府的身上。经过中央政府的多方协调与艰苦谈判，由超过千人的武装护送，达赖集团终于同意让班禅返回西藏。但是在１９５２年４月２８日双方在布达拉宫见面时，达兰萨拉的“神”却给了从青海回到拉萨的“神”一个下马威。当班禅给达赖磕头时，达赖不站起来；而且把达赖、班禅互换哈达变成了班禅单方面向达赖献哈达；同时把班禅的座位变小两级，放在旁边。随行的班禅方面的卫士几乎气得要当场开枪，幸亏中央政府的代表出面阻拦才没有闹出大祸。事后，班禅方面的人痛哭流涕，说中央政府欺骗了他们。（在班禅回西藏的程序和仪式上中央和达赖集团是有协议在先的，班禅才同意回西藏的）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当时如同丧家犬的班禅的宗教和政治地位。除了“爱国”“爱教” 班禅集团别无选择。

但是班禅作为大农奴主、大教主，根深蒂固的贵族、宗教、民族情绪一天也没有改变过。后来针对１９５９年的平叛与民主改革和对宗教的限制班禅都有着本能地抵触。为此班禅给周恩来总理的长信中对这些政策都有微词。此信史称《七万言书》现在这些文字应该不是保密的内容了，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找来读读。在信中除了表达对中央各项政策的不满外，班禅还对他与父亲在西藏的地位和待遇问题喋喋不休的抱怨，暗示他的地位远不如那个当时已经远走达兰萨拉的“神”。言外之意是，既然他走了，我便要取而带之。

达兰萨拉的“神”患有严重的失忆症。１９８９年的骚乱过后，达赖喇嘛迅速对中央政府对话的要求做出了回应，发表了声明:非常明确地表示自己已经放弃了要求西藏独立的政治主张。几个月后的1989年12月10日，在奥斯陆，达赖喇嘛当面接过挪威国王奥拉夫五世递来的300万挪威克朗的诺贝尔和平奖的支票时，激动地说：“感谢尊敬的国王，诺贝尔和平奖不仅仅是给我个人的，而且是对我们西藏人为国家自由而努力的肯定。”

我们这边的“神”似乎也患有相同的病症，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从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６１年，不过９年的时间。班禅就忘记了，他和他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前，受到达赖集团的排斥，根本得不到承认，也根本进不了西藏。他和他父亲在旧西藏一天也没有威风过。不是中央政府逼迫达赖集团承认他，又派兵护送他进藏即位，给他高官厚禄，让他和他父亲大耍威风，他还呆在他在青海的行辕里。大约失忆症是两位西藏的“神”的通病吧？　

班禅从１９６６年起在秦城监狱里度过了９年多的时间，出狱后大有看破红尘之意，似乎也不再愿意当他的“神”了，于是决定还俗，经过中央批准娶了国民党起义将领董其武的外孙女李洁结婚，并育有一女。到了１９８１年，平反以后，班禅重新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做“神”的欲望又高涨起来。在1982年6月至8月去西藏视察时，虽然也说了很多反对西藏独立的话，却引发了宗教狂热。单在拉萨和日喀则两地受其摸顶的藏民达到30万人次。从进入青海开始，藏民夹道欢迎、献礼、磕头、欢呼，规模之大，人数之多为历史罕见。以致7月6日在大昭寺举行佛事时发生混乱，踩死一人，踩伤11人。８４年我姑父这个老青藏来北京治疗的时候给我讲述过当时的场景。“青海和西藏的农牧民很多人变卖全部家产，把１０元一张的人民币装在麻袋里。班禅所到之处，这些藏民将一把把的钱撒在班禅脚前，期望得到摸顶。”他的所作所为被当地的党政干部大为反感，但是因为中央的政策原因，像我姑父一般的老西藏是敢怒而不敢言。而班禅回到北京却还认为自治区执行宗教政策是“收”而不是“放”。

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阴法唐（１８军进军西藏的时候，张国华为军长，谭冠三为政委。阴法唐是一个师的政委。属于资历相当老的驻藏干部）不同意他的说法。双方各自向中中央告状，结果中央批评阴法唐“不尊重班禅”。1983年6月《西藏日报》报道西藏六届人大会议时，没有刊登班禅的照片，班禅又向中央告状，中央批评自治区党委犯了“政治错误”。自治区党委不得不专门写报告，由当时参加会议的人大代表说明，新华社几次拍照班禅都不在场，所以《西藏日报》无法采用班禅的照片与言论。

班禅复出以后，野心膨脹，企图恢复他往日“神”的地位，想当西藏的太上皇。而提出的最离谱的要求是：兼任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虽然当时中央政府对境内外的两个“神”都采取了相当程度的绥靖政策（窃以为是后来藏独越搞越凶的主要诱因），而这个要求被邓公一句：“政教必须分离！”而拒绝。由此可见，反对西藏对立，反对达赖喇嘛未必是假。如果达兰萨拉的“神”回到西藏，断然没有班禅的立锥之地，不回到１９５２年以前的状态就是他的运气了。而期望着通过反藏独，来恢复他中断十多年的“神”的地位和特权到一定是真。　

对于班禅人“神”之间的角色转换和娶妻生女是否遵从了格鲁派的教规，是否算破戒无从评论。因为我对佛家的规矩没有什么深入研究。只是班禅１９８６年回大昭寺主持祈祷大法会，有相当数量的宗教人事对他的资格有所质疑。班禅自己解释说：“我不愿意遵守某条戒律，自动向佛祖忏悔，脱去袈裟，表示我把这条戒律还给了佛祖，这是终于戒律的做法，是允许的。这叫信佛不辱佛！我不再穿袈裟，但我还是班禅额尔德尼。”有西方记者为此事采访达赖。另外那个“神”沉吟半晌，只说了句：“他也是个人！”算做回答。

２００１年，我一早去大昭寺拍照片，措钦大殿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前，一个年轻喇嘛正在给几个干部模样的内地客人在做讲解。他的汉语非常流利：

　　“这是我们大昭寺的镇寺之宝，也是我们最崇拜的佛像。大家可以拜一拜。但我们在这里膜拜的不是这尊像，而是一种精神。如果只知道对这木头敬礼，那么就没有理解佛教的精神。这种精神应该是忘我的，无私的。”

　　“你们当中有共产党员，我们认为共产主义和佛教是不冲突的。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首先想到的是别人，我们佛教讲的也正是这样的道理，要善于放下私心，放下一个“我”字。佛教说六道轮回，但是天堂和地狱并不一定要死后才能到达。如果人人向善，那么这个世界就是天堂。如果人心向恶，那么，此时此地，就是你的地狱。”

这个年轻喇嘛的话让我深受打动。他似乎比那两个相互斗法多年的“神”更有佛心，更有人性，更接近一个“神”。

因为工作的原因，经常往返中英两国之间。看到过一个亲自到过西藏采访的英国记者写的文章。其中心意思是：藏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因为他们将智慧和财富都毫无节制地付给了虚无飘渺的佛教。

说心里话，虽然我是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但是从来不反对宗教信仰。人有信仰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我一直这样认为。所谓宗教就是要搞清楚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如来佛祖、真主阿拉和基督耶稣都各有各的说法。从这个角度来看无神论也是一种宗教。所幸的是，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７年，我四次进入西藏。一路走过，那个英国记者的论断就可以被推翻。因为，以前路边村庄里的最好的建筑是寺庙。但现在，我看到的是：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