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与川内其他城市差异巨大，可以说是座不“四川”的四川城市，他骨子里的是一种怡然自乐，顺其自然的道家精神。如果说川内其他城市拟人是刚健的长江纤夫和雄健的川军将士，成都就是一个老派读书人，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大褂坐一把竹椅，品一口盖碗茶。
与粗粝的高原比，这座城市更显温柔舒适。茶馆中的氤氲缭绕，酒肆中的麻辣辛香，都令人不舍离去。于我而言，此前的成都就是一座建立在汉赋、唐诗上的大城。李商隐那句“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已令人心驰神往。来过几遭后，自然也更能理解李白晚年的惆怅——“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
交通体系上，成都正在成为国际枢纽。双流机场在2014年上半年旅客吞吐量为1788.08万人，紧随北京、广州、上海之后，成为航空第四城。从成都中转出发，4个小时的航程可以到东亚、东南亚和南亚，6～10小时能直飞中东和欧洲。美联航今年6月刚刚开通的成都直飞旧金山航线，公务舱与商务舱的上座率达到80%，远超预期。
成都正在从一个远离出海口的内陆城市，转变为一个国际化的城市。美联航大中华区总经理戴维斯向我们感叹，在他27年的工作经验中，与形形色色的城市打过交道，他发现与成都的合作是最流畅的：“这里的人对成都在世界上的发展前景有很强的预期，有非常超前的前瞻性。”
成都在一条快车道上突奔，对自身的评价体系正在从四川、西南发展到中国、全球。成都的崛起本质上是格局的崛起。它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一极，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一股重要的带动力量。
尽管我们能为成都的崛起找出各种现实的依据，但我们更感兴趣的还是这座城市的文化支撑力量。因为没有一种崛起是可以脱离文化支撑而存在的。
所谓文化与气质，应是一个群体所表现出来的生存态度。我同意成都画家陈滞冬先生的看法：“以成都为核心区域的四川省，在中国文化地理上是一个具有特殊位置、发挥特殊作用、产生特殊人物的地区。由于它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丰饶的生活条件，在和平时代，它像海绵一样不断吸收南北各地文化的营养，一旦发生战争或者改朝换代的动乱，它便会立即发挥出文化蓄水池的作用，输出文化，以使中国文化的历史不致断裂。”
几千年来，虽地处国之西缘，成都却一直源源不断吸收着中华文明的营养。以其宽厚包容的精神，接纳着往来的过客。今天去杜甫草堂，可以看到杜甫、陆游与黄庭坚同堂供奉。陆游与黄庭坚是学杜有成开宗立派的大诗人。他们与杜甫一样，虽非川人，却都流寓蜀中，并没有受到冷落。诸葛亮、浣花夫人亦如此。
自秦始皇横扫六合，打击关中豪强，肃清异己文化，便将程郑、卓王孙一类经营有术的富豪赶往巴蜀，又将“不尊先王之法，不循孔子之术”的吕不韦及其门徒流放进巴蜀。外来精英的融入，直接推动了西汉巴蜀文化的崛起。汉赋四大家中，司马相如、扬雄、王褒居其三。及至唐代，自安史之乱后，中原动荡，掀起了“天下诗人皆入蜀”的盛况。典章书籍、百工技艺，都随着移民次第进入成都，成就了晚唐两宋的社会盛况。
近代成都，更是一个经历了“湖广填四川”后形成的移民社会。多元文化在成都这个大熔炉中激荡融合，使成都人的精神世界格外丰富，从而展现出一种多姿多彩、内涵丰富的城市气质。就像谭兴国先生分析李劼人作品时的说法：“这种氛围熏陶习染的结果，形成了一种特殊性格和精神气质，它若以圆滑、乖巧、狡黠、灵活、机智、八面玲珑、自由主义、乐观主义等等而言，似乎都不够准确和完整，又似乎正是这些形容词的综合才能道其神髓。”
成都最近的一次文化高峰，便是在抗战时期。因华西协和大学的存在，华西坝吸纳了大量内迁高校。一时间，名家大师云集。文有吴宓、陈寅恪、顾颉刚、钱穆、蒙文通、吕叔湘等；理工有刘恩兰、赖朴吾、魏时珍、李晓舫诸先生；画家有张大千、傅抱石、黄宾虹、李可染等。当时每年成都的画展就有300余次，以至于张大千说：“中国文艺复兴的时期到了，地方就在成都。”
另一方面，“边缘意识”又使成都人保持着冷静的独立性。愈是社会风云激荡之际，愈能激发活力与创造精神。如大汉声威之于司马相如、扬雄；盛唐气象之于李白、陈子昂；晚唐夕照之于韦庄、赵崇祚的花间丽词；“五四”浪潮之于郭沫若、巴金；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之于周克勤；现代艺术狂飙之于成都画家群。
成都人身上因此展现了一种殊为可贵的独立姿态——不跟风、不盲目，不追逐标签，不为时髦而时髦。如李劼人在1949年开始潜心撰写地方志《说成都》，天下鼎沸之际，却事此不急之需。画家陈子庄，于70年代艺术跌于低谷时，闭户绘画，以破箱子代替桌面，仍不断开拓中国画的新局面。
包容与独立成为成都文化气质的两个支点。成都的可贵，一方面在于保留了那些精致、富丽、温文尔雅的趣味，以及普通人对生活品质的热烈追求，另一方面，则在于它能不断自我更新，吸收新知识，接驳新的时代精神。虽偏离中心，但并不甘居边缘。于是，在每一个大时代来临之际，我们总能感受到成都的活力与魄力，与大胆的锐气。
2000多年前，成都才子司马相如在《难蜀父老》中写道：“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异也。”今天，这种执著于“非常”的雄心、气度，仍深植于成都血脉中，使其自励而自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