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随笔》之七：
我所认识的香港人
作者：枫之岭 http://blog.sina.com.cn/wildmaple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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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派驻香港工作之前，我对香港人缺乏实际了解，毕竟北京与香港远隔千山万水，在北京难得有机会接触到真正的香港人，北京人对香港人的印象一般来自于电影，在整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大陆影视作品中但凡出现香港人，十之八九不是奸商就是骗子，说话不仅吞吞吐吐，而且拖着长长的尾音，广东话在北京被戏称为“鸟语”。反过来，1997年之前的香港电影里，大陆人的形象也好不到哪儿去，最典型的莫过郑裕玲主演的《表姐，你好嘢！》，不仅粗鄙而且丑陋。我至今也没有搞懂，当时两地的演艺界人士为什么要相互恶意攻讦，必陷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一、语言的障碍
我对香港人的认识，首先是从语言开始的。到香港工作之前，我曾经多次去广东出差，还曾经在珠海短暂工作过一段时间，对于粤语虽然不算陌生，但是也是基本无法听懂，记得第一次途径香港时，由于飞机晚点耽误了转机，中国民航临时安排我们入住启德机场的富豪酒店，我在酒店大堂的商店里闲逛，一位店员小姐走过来笑吟吟地用英语问道：先生是否日本人？我支支吾吾不敢正面作答，顾左右而言他。那个年代，大陆人唯恐自己在香港遭人鄙视，从不敢讲普通话，据说在餐馆里，如果你不讲英语或广东话，都不会有人过来搭理你。
在香港工作和生活，不懂香港话显然不行，九十年代初期普通话还不流行，因此，每天下班回宿舍后的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看电视，开始只是看一些简单的新闻节目，最喜欢看的是无线明珠台的930节目，这个时段的英文电影特别好看又有中文字幕，理解起来比较容易，最烦的节目就是插科打诨式的娱乐性谈话节目，内容基本无法听懂，觉得这类节目完全就是臭贫。刚到香港时，与当地人沟通十分困难，基本是“鸡同鸭讲”，各说各话，不过好在公司里的香港员工基本都能讲普通话，交流起来没有问题。大约是过了半年左右时间，我能听懂大部分粤语了，逐渐开始讲一些简单的词句，才逐渐发现粤语其实非常幽默，一点儿不弱于相声中的北京话、天津话，小品中的东北话。
二、文明、礼貌、遵守公共秩序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香港人就给我留下了一个文明、礼貌和遵守秩序的印象。公众场所基本见不到有人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人们在巴士站、地铁站、码头从来都是自觉排队，没有人插队、拥挤，有时地铁上、下班高峰时段，排队的乘客一直从站台排到站外的街道上，见到已经有人排队，后面新来的人就会自觉地停下脚步，绝少见到北京地铁站里那种拥挤、推撞、争吵的混乱场面。车上很少有人抢占座位，大多数人都会主动给行动不便的人让位。有人过马路上的人行道时，司机会停下车让路。我在香港生活几年，从未在街上见到争吵、打架的现象。记得有一年参加香港的“百万行”活动，各路人马在维园集合时，有一个公司免费派发体恤衫，只有两箱体恤衫，可队伍却越排越长，许多人明明知道无望领到还在安静地排队，实在令人佩服。
三、良好的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
我所在的公司是香港最大的建筑公司之一，承建了许多政府大型公共工程，在那个年代，香港还处于英国管制，大陆的学历和资质都得不到承认，中文也没有法律地位，大陆内派人员只能从事公司内部管理，所有专业技术工作、对外联络均由香港员工负责，是工程项目名义上的最高负责人。
我刚到香港时被分到一处工地见习，经理交代我先熟悉工程文件，凡有不懂的问题可以向地盘代表请教，我对建筑上的基本概念还算了解，英文也不是一个问题，主要的困难是对英国的建筑规范、BS标准一无所知，每当遇到一些技术问题时代表都能耐心解答，有时还会找来地盘工程师、地盘总管一起讨论，使我受益匪浅。
除了良好的专业素养之外，给我留下更深印象的则是香港同事体现的敬业精神。九十年代初期，大陆还未完全脱离大锅饭时代，许多人出工不出力，在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里，工作推诿敷衍，上班一杯茶、一份报，以闲聊、神侃打发时间，可以说是司空见惯，在香港，我们虽然是内资企业，却看不到这样的情景，根本无须领导督促，大部分香港员工都会自觉工作，许多人甚至追求尽善尽美，实在令人敬佩。
四、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
我对香港人的另一个印象就是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香港是一个节奏极快的地方，街上车辆川流不息，人们步履匆匆，地铁的自动扶梯本来已经极快，但许多人仍然还要在上面奔跑。香港同时还是一个生活充满压力的地方，没有失业保险和退休金，寸土寸金，生活费用昂贵，许多年轻人要打几分工养家糊口；老年人仍要辛苦劳作，为生存而奔波，但香港人仍然保持豁达乐观的生活态度。
在香港工作的第二年，我争取到一个到香港大学业余进修的机会。每天收工之后，我要立即赶到港大在港岛或尖沙咀的校区上课，从晚上七点钟一直要上课到九点半。在读书期间，我结识了许许多多的香港年轻人，才明白原来有那么多的年轻人，都在利用一切空余时间来充实自己。
当然，我也在一定程度上，也使香港人改变了对大陆人的看法，刚入港大读书时，当同学们听说我来自北京时都异常惊讶，怎么会有大陆人胆敢来港大读书！另一个好笑的事情是：第一门课考试前的最后一次复习课，老师讲完课走到每个同学面前，询问是否有什么问题，平时他都用英语讲课，此时他改用香港话与学生交谈，当他走到我的座位前与我交谈时，忽然发现我是从北京来的，便吃惊地问：“我在港大教了那么多年书，还从未碰到过大陆来的学生，你能跟得上课吗？英文能听得懂吗？”我表示没有问题，他似乎有些将信将疑。不过，后来可以验证的结果是：我是一次通过了全部八门课程，以最短的时间拿到了毕业证书，我周围的同学很少能够做到，至少，大陆人在读书上不会输给香港人。
五、相互来往可以增加了解、消除隔阂
在香港几年的工作和生活，我接触了形形色色的香港人，现在看来许多成见、误解都来自于相互不了解。其实，香港人是由不同的群体组成的，除了世世代代在香港居住的当地人，有许多人实际是大陆来的新移民。
近几十年间，大陆有几次大规模的香港移民潮：一次是1949年国民党政权崩溃，大量难民涌入香港，北角一带几乎由江浙人占领，至今还保留着一些上海的传统和遗风；另一次是六十年代初期的大饥荒，许多人逃亡香港活命，直到八十年代，九龙和新界一带还有不少成片的寮屋区；从七十年代开始直至九十年代，有不少大陆人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以偷渡或移民的方式进入香港。大陆改革开放以后，最先回到家乡的投资的港商，就是这些七十、八十年代来到香港的大陆人，他们本身并未进入香港主流社会，亦没有资金实力，但却非常了解大陆的政策，擅长利源法律、制度上的漏洞钻营取巧，所以给大陆人留下了“香港人都是骗子”的印象。
随着对香港了解的深入，我才发现其实许多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从未去过大陆，几乎不了解大陆的变化。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例子是：我们公司每年在深圳人民医院为全体员工组织一次免费体检，香港员工基本不去，宁可自己花钱在香港本地医院做体检，问他们为什么不去时，一些人对我表示不信任国内医院的卫生条件，还有不少人干脆告诉我自己从来不去大陆，那里太乱不敢去！越是香港出生、长大的人越是如此，凡是度假都是去美、日、欧，或新、马、泰。
当时大陆内派工作人员对香港人缺少足够的了解，即使在中资机构内部大陆人与本地员工之间，工作时间以外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来往，内派干部一般都住在单位提供的宿舍，有自己的食堂，又受到外事纪律的约束，平时接触的都是自己人。我有一个北京朋友在外交部驻港签证处工作，工作地点在湾仔的华润大厦，上班时关在封闭的柜台里，几乎接触不到香港人，下班坐叮当车回跑马地的外交部宿舍，天天如此，只有在周末时才逛逛北角，两年下来连香港的东南西北都搞不清楚，可见当时是多么封闭。
我在香港那几年，正是政权交接开始进入倒计时的年代，许多香港人感到彷徨，对自己的前途焦虑不安，社会阶层开始迅速分化，一部分政商人士开始向大陆靠拢，一些大商人开始积极进军大陆寻找商机；另有一些人借助港英当局的庇护，继续作顽强的抵抗，政治冲突渐渐激烈；但更多的黎民百姓面对前途纷争，显得全然无助，就像罗大佑的那首歌《皇后大道东》中表露出的那样一种彷徨、焦虑的情绪，香港前途似乎是中、英两国政府间的事情，香港人完全无法插手，就像儿女的婚姻由双方父母操办，当事人自己无权过问那样，香港人无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遗憾的是，这样的政治纷争依然困扰香港，而且还有愈发严重的趋势。
不过，1997是一个分水岭，不论你是否喜欢，也没人问你是否愿意，香港人和大陆人已经推到了彼此之间人为筑起的墙，随着政权的交替和人民的往来，香港人与大陆人已经渐渐融为一体，电影里那种那对方开涮的场景已经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普通话已经成为香港人的通用语言，在这场巨大的变革中，但愿香港人还能守住自己的价值，能够引领全体中国人走向一个更加文明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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